小人書，今何在？

潘家園舊貨市場內的一家書店，各式品相的連環畫從地柜擺到天花板上。新京報記者馮雨昕攝

你讀過小人書嗎?

答案有穩定的年齡分化。40歲以上的人大多表示看過，40歲以下的，肯定回答漸少。

再問：你知道小人書還在生產嗎?大多回答是統一的驚愕：小人書還在生產啊?!

在正式語境中，小人書被稱為連環畫。最鼎盛時期，它的年印量破億冊，是兩三代孩子的啟蒙讀物、快樂源泉。如今，連環畫的風光似乎已褪去多年。它的市場縮小了，許多時候成為一種“藏品”。

位于北京東三環附近、一棟磚色建筑中的連環畫出版社，是仍在規模性出版連環畫的機構。它曾有一個更響亮的地址，“北總布胡同32號”。那是印在廣為流傳的《雞毛信》《水滸傳》《西廂記》等連環畫封底的地址。

連環畫出版社的前身是人民美術出版社連環畫冊編輯室，在業界人士的評價中，作為新中國第一家“連環畫專業出版社”，它的身后是中國連環畫時代的興起與落幕。

位于北京東三環附近的連環畫出版社。新京報記者馮雨昕攝

斷代的人與故事

岳飛夾馬而來，掛袍持槍，只一戳，敵將跌落馬下。

這張畫在電腦上被展示。再細看，畫中的人身、馬首、馬蹄的線條虛化了，粉色戰袍暈成了紅色，人臉也紅彤彤一片。

“瞅瞅這色，都糊了，這怎么弄?”“失真啦!”“印大開本，畫的精度怎么夠?”編輯們圍起討論。作為連環畫出版社最經典的作品之一，岳飛故事的再版被提上議程。但合適的畫作找不到了。

電腦上的是舊稿的原稿影印品，“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掃描的，畫質非常差。”而原稿實物已經丟失，畫稿的作者也已年老，“手都抖了，根本不可能再畫。”

半個世紀以前，這群編輯的前輩曾推出過《雞毛信》《青年近衛軍》《東郭先生》《西廂記》《水滸傳》等中國最著名的連環畫作——他們供職的連環畫出版社，前身是人民美術出版社連環畫冊編輯室以及毛澤東在1950年指示成立的大眾圖畫出版社，是“我國唯一的連環畫專業出版社”。年輕的編輯們都知道前輩的光榮：在連環畫的黃金年代，單冊或成套的連環畫起印就有幾十萬的數量，上百萬都算平常。出版社曾擁有劉繼卣、王叔暉、徐燕孫等連環畫名家，并與賀友直、顧炳鑫等也保持合作關系——那是中國連環畫史上公認最好的一批畫家。

而如今仍在為出版社供稿的作者，多是從前輩編輯那兒繼承而來的，年齡在八十歲上下，六十多的就算“年輕人”。

編輯們也很年輕，以80后為主，男女比例二比七。他們與其他部門的同事共用一個大開間，九個人坐在九個常規的格子間里。稍特殊的是，每個人的桌板上都貼著白描畫和書法，桌面擺有幾座書架，專門用來堆連環畫的。

一天內的大多數時間，這里很安靜，只能聽見點鼠標和敲鍵盤的聲音。偶或遇到尋找作者的討論，會小小掀起一點波瀾。

有人提議找新作者重畫岳飛，其他人紛紛反駁：能找誰呢?

上網一搜，關于岳飛的其他畫作倒多。編輯們依次點評，“畫得老氣。”“神態不對。”“馬畫得太粗糙。”又指著一幅“岳母刺字”的畫面，說，“看這老太太被畫得多潦草!”都不盡如人意。

岳飛故事的作者挑選最終被擱置。“作者斷代了。”這是編輯們公認的事實。

同樣斷代的還有故事創作。

入行四五年，好幾個編輯怎么也舉不出一個“全新的故事”。編輯室主任顧恬想到一套《最美奮斗者》，是今年4月出版的，里面有鐘南山、袁隆平等人的內容，但也仍有很大篇幅在描繪王進喜、焦裕祿、雷鋒等“老面孔”。

在十月底剛剛結束的一場選題會上，編輯部討論要如何做“長征”“長城”“黃河”等主題故事。他們有些發愁：都是耳熟能詳的故事，還能否做出新意?

新故事太少了。要創作一個全新的故事，顧恬解釋，需買版權，從零開始請人寫腳本、畫稿子，“整個周期非常長，市場效果也不一定。”

同一個舊故事被不斷地組合、再版。在這次討論岳飛之前，2016年，出版社做了一套《岳飛傳》;2017年出了一本《滿江紅》、一套《岳飛傳故事》;2019年又出了一套《小人書系列：岳飛故事》。

70后的陸林華是編輯部里的“著名連迷”，家中設有十幾個收藏連環畫的書柜，藏書近萬本。

他總結，除了經久不衰的三俠五義、四大名著等古典題材以外，早期的連環畫是緊扣時代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解釋新婚姻法、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的題材很多。60年代后，開始表現先進人物，雷鋒、焦裕祿。70年代后，更多是反映階級斗爭的。80年代后，就結合改革開放了，出現了《人到中年》這類時代性的故事。”

但在今天，沒人能說清全新的故事都去哪兒了。“可能它們流向動漫，流向影視化的項目，就是不再流到連環畫這一塊兒來。”陸林華說。

編輯桌面上的連環畫樣書。新京報記者馮雨昕攝

班級里的“硬通貨”

對1971年出生的馬寧而言，連環畫曾是他的童年圣經。他看得如癡如醉：一年十塊錢的零花錢，半數花在購買連環畫上，“一本八分、九分，好的一角多。成套的好幾角。”

他記得，自己看的第一本連環畫是《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時他還不識字，把孫悟空的形象臨摹到廢紙上，貼滿半面墻壁。再后來看《平原游擊隊》《紅燈記》《雞毛信》等革命戰爭題材的連環畫，他開始迷戀雙槍李向陽，到處叫“我是李向陽，把手舉起來!”也喜歡楊子榮，戴頂仿虎皮帽，長板凳套著書包充作馬騎，和鄰居家的小孩打仗。不過他最愛的還是演義故事，和玩伴們爭論張飛、關羽和趙云的戰斗能力，“我說你看劉備過江迎親，趙子龍一箭射斷追兵船上的繩索，船帆倒了，船就不能動了。這是什么水平?”

馬寧住在江南的鄉鎮上，那時候唯一的書店在縣城，坐車要近一小時。他只好托當時已經進城的親戚，“三天兩頭地往書店跑，看有沒有新書到了。”他集齊過完整的《水滸傳》《三國演義》《岳飛傳》，又收了其他七零八落的書，統共有兩三百本連環畫。他將這些視若珍寶，“丟一本就難過好多天。”

清華美院教授蘇丹也是“連迷”。他回憶，在二十世紀70年代，連環畫是班級里的“硬通貨”，誰手上的連環畫多，誰就容易當孩子王，用書換話語權。一本書被傳播到封皮發爛。他會收集廢棄牙膏皮，兩分錢一個賣出，攢夠了錢，穿越大半座城市去搶購連環畫。父母每月也給幾角錢買連環畫，但買來的都由他哥哥保管在抽屜里。趁他哥哥上學，他撬開了抽屜偷拿書看，“回頭被我哥發現了，又往抽屜上加了把鎖。”

北京殘奧會吉祥物設計者吳冠英曾癡迷于臨摹據高爾基小說改編的連環畫系列。他大學報考了精于速寫培訓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的就是以后可以創作連環畫。他后來有機會在《連環畫報》上發稿，又與人合作畫出連環畫出版社(當時為“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紅與黑》，正式步入藝術圈。

吳冠英曾聽同行們說，靠著畫連環畫掙的稿費，“有的作者把北京最高級的餐廳都吃遍了。”蘇丹也記得，早在七十年代，畫一張連環畫就值十幾元稿費，“那時候一個人的月工資才二三十塊錢，兩三天畫一張連環畫，一個月能掙多少錢?七十年代末，我們當地美院就有好幾個學生畫成了萬元戶。”

據相關資料，1951年，全國出版連環畫冊1840種，總印數為1945萬冊;1957年全國共出版連環畫2200種，總印數上升至1.06億冊。到1982年，全國連環畫單本平均印量達10萬冊。

這種熱度燃燒到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逐漸有大量粗制濫造品涌入連環畫市場，畫風失真、構圖凌亂、腳本敷衍。“都是‘跑馬書’，一兩個禮拜內趕制出來的，畫得非常潦草。”陸林華說，“但最開始還是賣得精光，那時候只要是連環畫，就都是幾十萬、上百萬冊地賣。”他也是后來才意識到，這些都是連環畫高潮落幕的前奏。

馬寧說不清自己是怎么放下連環畫的。他家在二十世紀80年代初就買了電視，但似乎影響也并不很大，“那時電視上的節目還很有限，也還沒去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他推測，或者是因為學業忙了，或者是閱讀文字原著的能力提升了，或者是對市場上濫竽充數的產品失去了興趣，他才漸漸將連環畫擱置。他試過將過去購買的連環畫贈予表弟、表妹，后者興趣不大，更喜歡去看越來越多種類的畫報、童話、兒童文學了。

現在，在連環畫出版社中，年輕的職工們難以準確回憶起那時期的狀況。陸林華曾聽前輩說過，大批出版社的連環畫編輯室被撤銷，書店的連環畫專柜也都消失了。有編輯帶著畫稿去書店詢問，“書店居然一本都不愿意征訂了……好像突然之間，小人書就沒有人要了。”

清華美院教授蘇丹收藏的部分連環畫。新京報記者馮雨昕攝

太多的不可抗力

對新作者的發掘一直在進行。編輯們去各類畫展、比賽中找青年畫家交流，“都是獲好多獎的人。”一試稿，卻發現畫作里的造型、布局、空間感等等都有瑕疵，“一看就是沒入門的。”

什么是好的連環畫?

“比如賀友直畫人物喝醉了酒，你只看他的人物刻畫與構圖，不看腳本，你都跟著暈了，那畫面好像是會搖晃的。”已退休的老編輯關景宇說。

在他的觀察中，老一輩的著名作者們有一套田野調查式的繪畫方式。“賀友直畫《山鄉巨變》，講湖南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從上海跑到湖南，和農民同吃住了幾個月……王叔暉為畫出《西廂記》的古典氣息來，把北京四周的古廟轉了個遍，又去聽各種地方戲，學習角色的身段、走位。劉繼卣總去動物園采風，速寫獅、虎、熊、猴、狼等動物的百態……要不然他《雞毛信》里的羊為什么畫得比別人好呢?”

要走出去，到處走，到處去速寫，關景宇說。

然而，在年輕一代的編輯眼里，這是很難想象的。他們發現，美術類院校越來越少地注重速寫培訓，而后者決定了作者對線條、形態等的把握，這是畫好連環畫的關鍵。

編輯楊煜旻曾參加過數十個學校的藝考，“只有五個學�？剂宋宜賹�。”讀大學時她意識到，許多人繪畫已離不開照片，“拍下來，回家畫，而不是直接速寫寫生。”她認為這或是連環畫人才沒落的原因之一。

這也導致美術出身的編輯們難作連環畫。在過去，連環畫出版社的編輯們是“可編可畫”的。關景宇在70年代初任編輯時，投稿量不夠，他就自己上手畫。他還曾與同事去鄉間采風數月，聯手畫出了連環畫《星光大道》——關于這點，編輯們的意見不一。有人認為這是社會分工的進步，有人認為是藝術創作的退步。不過雙方都認同是一種遺憾。

還有太多的不可抗力。

編輯們愿意培養新人，“哪怕一次合作不成功，我們長期保持聯系，對不對?”但他們幾乎收不到投稿，“普通的美術生，一幅商業插畫值幾千塊，而一張連環畫才給幾百塊。成熟的畫家，一張國畫就抵得過畫一套連環畫。那么誰還愿意畫連環畫?”

他們也無奈，“作者嫌稿費低，但連環畫的價格這些年也沒漲多少，大部分還是不到十塊錢一本。”

總編倪延風80年代末就到連環畫出版社工作，2003年開始做一把手。

在他看來，連環畫的沒落是機制性的：“如今出版系統一年一考核，看你的經濟指標完成了沒有。這一年里，你不僅要創造利潤，還要覆蓋人員開支、行政辦公、生產成本。所以出書周期必須要快，趕緊出，趕緊賣，趕緊回籠資金。作者、編輯，誰還能潛心做書呢?哪兒還有閑錢去創新呢?”

十幾年前，倪延風嘗試拓寬業務，引入日本漫畫，如《火影忍者》《網球王子》等，發售得風生水起，出版社的財政狀況因此一片大好。“但是有什么用呢?第一年把任務量完成了，第二年、第三年呢?”

周期與資金的緊迫似乎產生了一個死循環：沒有好的市場，就吸引不了好的作者。沒有好的作者，就創造不出好的市場。“所以只能炒冷飯。”

他描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業態：那時，出版社簽下的作者，月工資就有243元，單位還管分房、免費醫療。每年規定只用創作兩部作品。再創作，每幅畫給六塊錢。

連環畫出版社內，編輯們在工作。新京報記者馮雨昕攝

拯救連環畫

80年代初出生的莊嚴，曾搭上“小人書的末班車”，看過幾十本連環畫。她的兩個孩子是00后、10后，她試著給他們看從她童年保留的連環畫，“發現字體和畫面都太小，顏色也單調。”

而在孩子學校列出的“必讀書單”中，全是新形式的兒童繪本：比教科書還大的大開本，講述毛毛蟲、鼠小弟等的故事，畫風抽象而夢幻，“充滿想象力。”還有打開即3D的立體書，獨角獸和幾位公主栩栩如生。

莊嚴逛遍了所在城市的幾乎所有書店，沒再見過連環畫。“或許它們被擺在了倉庫里?”

上任總編后，倪延風曾“到處去嚷嚷”。

他想過與教育行業合作，打開銷路，“我說不用給我錢，就讓連環畫按一定比例進校園。”他也想過吸引更多人才，“前兩年，一說提倡發展動漫產業，好家伙，一下子冒出來多少畫動漫的!如果政策上稍微重視一點兒畫連環畫的，宣傳一下國家要發展連環畫，那有多少人會涌進這個行業?”

都沒有結果。

目前，出版社唯一的業務就是做連環畫，做起來也有了規律：“要么套裝，要么名著，要么歷史。”同一份稿子，編到不同合集中，“不斷地排列組合。”又或是在出版設計上下功夫，或出精裝版，或出平價版，或出彩色版，對向送禮、收藏、給孩子讀等不同的購買需求。

倪延風知道連環畫的競品層出不窮。他因此認為，“重返大眾”是拯救連環畫的唯一方法：“不必再按‘連迷’的收藏需求，追求傳統。得按大眾需求的新題材和新形式來。”

出版社確實在嘗試多方位的創新。有制式上的，向日本、美國的漫畫靠近，畫面從一格變多格，腳本文字被擱到圖片里，人物甚至出現了對話;有題材性的，編輯顧恬曾設想過，可不可以把小說《三體》用連環畫畫出來?90后編輯張夢媛的想法更大膽，能不能把2D的連環畫做成3D、4D甚至全息化、數字化?能不能設計成迪士尼卡通人物那樣的周邊玩偶，以生產出更多的衍生品?

這導致一種悖論：“創新了，變形了，那你還是連環畫嗎?創新到什么程度?什么要傳承，什么要革新?”

大家都堅持的原則是“寫實”，“不能和漫畫似的，眼睛占人臉的一半，放生活里就是怪物。”否則“畫將不畫”。

有學者評價，連環畫已成為一種相對落后的信息傳播方式，所以被淘汰也是合理的。倪延風不認可。

他還是堅定地認為，連環畫是不必倒的，“一個國家總是需要原創的那么一種大眾藝術的。”

“那是一種怎樣的藝術美啊?”倪延風說，“你去看王叔暉的《西廂記》，每一幅都是工筆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