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末,電視屏幕上有一部嚇唬小孩的大殺器《聊齋》,那詭異的燈光和瘆人的音樂一起,孩子就只敢從手指縫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飄來什么女鬼。
長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傳統經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盡管對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時候,如果蓋住“鬼”的身份識別,就是一幕幕人間百態。
很榮幸,很多大家也是這么認為的,比如汪曾祺,還寫下了這本《聊齋新義》。他說,自己想做一點實驗,改寫聊齋故事,使它具有現代意識。而石能擇主,人即是花,這種思想本來就是相當現代的,蒲松齡在那個時代就有這樣的思想,令人驚訝。
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汪曾祺選了另外一條路——把舊的創造出來了。汪曾祺動筆,不是大刀闊斧地改,但給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條岔路般的未盡之意。
《促織》的結局原本是大團圓式的,變成蛐蛐的兒子復活了,他的父親也功名錢財雙收。但是,皆大歡喜的結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無路的故事情緒是矛盾的,也讓一個揭露黑暗的劇本在最后作了某種妥協。蒲松齡也許是化憤怒為安慰,汪曾祺卻毫不猶豫地把兒子“寫死”了——這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
《瑞云》的原著結尾,在賀生的“幫助”下,瑞云的臉又恢復了光潔。這個故事原本的主題是贊揚賀生的“不以媸妍易念”,這是道德意識,不是審美意識。歌德說過,愛一個人如果不愛她的缺點,不是真正的愛。在汪曾祺的改寫中,當瑞云的臉晶瑩潔白,一如當年,賀生卻不像瑞云一樣歡喜,反而若有所思。這樣一改,就是一個現代意味的愛情故事了。
據說有記者問過科學家霍金,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動過你?霍金回答,“遙遠的相似性”。“故事新編”的方式其實并不新鮮,民國時期,魯迅寫過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編》的歷史小說集;林語堂也用英語改寫過《虬髯客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等中國古代小說,最后文言文轉英文又轉白話文,匯集成一本《中國傳奇》。
魯迅比較謙虛,1935年在給《故事新編》的序言中說,“并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卻也許暫時還有存在的余地的罷”。但魯迅改寫歷史小說,絕不是閑來無事的文人消遣。比如,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個時代的“官場現形記”,其中關于“考察員”的描述,至今讀來仍覺眼熟。
林語堂的選擇標準則是,“所選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適合現代短篇小說之主旨……在于描寫人性,一針見血,或加深讀者對人生之了解,或喚起人類之惻隱心、愛、同情心”。林語堂的第一目標讀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國文化,所以在選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風,故事主旨并無太多變化。
汪曾祺的《聊齋新義》寫于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與電視劇《聊齋》幾乎同期。他沒有憤世嫉俗,也沒有閑適格調,他想寫的,是人的現代意識,“中國的許多帶有魔幻色彩的故事,從六朝志怪到《聊齋》,都值得重新處理,從哲學的高度,從審美的視角”。
汪曾祺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這個說法也許不嚴謹、不科學,但有據可考。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復出,以《受戒》《大淖記事》等作品震動文壇,在一個作品研討會上,幾個青年學者給他定了個位;后來慢慢地就成了定論,學者孫郁2014年在三聯書店出過一本寫汪曾祺的書,書名就是《革命時代的士大夫》。
這里不討論“士大夫”,但孫郁說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還被不斷地閱讀,大概是還含著不滅的智慧與人性的溫度”。此前評價聊齋最普遍的觀點之一,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這固然沒錯,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齋里的鬼,寫成現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個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寫作,原因無他:從小到大,數學不佳?既氪髮W,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個糊涂官;把《趙城虎》改成《老虎吃錯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語堂也改寫過《促織》,給文中的兒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則起名“黑子”,還把篇名改成《蛐蛐》,風格十分統一。
《聊齋新義》只有13篇,當時有人催他多寫幾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復是——“為寫而寫,為錢而寫,質量肯定不會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這樣的作家,這樣的書,讀來不累,讀完能想很久。